某在都下，为林自知及赵计院诸士友留讲贯，至七月末，始出都门。八月初，经严陵，又为使君郑寺丞留学中讲说，不觉度两月日。自都下时，颇闻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。以杨慈湖、袁祭酒为陆门上足，显立要津，鼓簧其说，而士夫颇为之风动。及来严陵山峡间，觉士风尤陋，全无向理义者。才有资质美志于理义，便落在象山圈槛中。缘土人前辈有赵复斋、詹郎中者，为此学已种下种子。赵、詹虽已为古人，而中辈行有喻、顾二人者，又继之，护卫其教。下而少年新进，遂多为薰染。其学大抵全用禅家意旨，使人终日默坐，以求本心，更不读书穷理，而其所以为心者，又却错认人心指为道心之妙，与孔、孟殊宗，与周、程立敌。平时亦颇苦行，亦以道学之名自标榜，乡闾时官多推重之，殊无一人看得破者。自某到学，亦都来相访，议论不合，遂各屏迹。其少年后生有可教者，未欲绝之，屡邀来说话，而陷溺固蔽之深，更说不入，竟亦希行疏立，不复相亲。日间所与讲贯者，只是系籍习举业诸生，志趣虽凡，而意向未杂，圣贤要义，与之明白剖析，旬日后却多有感动警发，嘉叹歆慕，以为平生所未闻。多有议论播在人间，得以正人心，辟邪说。邦人至是，始晓然识破邪正二路之由分，知圣贤实学渊源之所自来，而觉渠诸辈都是沙门党类，非吾徒者。其间亦接得三四后进，专心一志，有可造道成德之望。十月初九，始离严陵，到莆，而仙游陈宪又专书邀过书院，留与令嗣伯澡相聚。此后生甚不易得，数年来极是办得做钻仰工夫，甚恳切专笃，已识路脉不差，将来必大有可望者。温陵诸友甚悬望，其经过而未暇及者，准拟开春和暖，始克辞归。稔闻真侯抚字之政甚切，斯民得安田里，颇有生生之乐。自三十年来，士夫不复有此念，视民端如禽兽，摧剥残贼，不复顾恤，今乃见此仁慈恻隐之实，薰然如春风和气之发育万物，令个个有苏醒意，千里生灵，何其幸邪！

承喻黄堂前日欲相延入学讲《西铭》，固已参商无及，然亦良感其不外。但此等文字，亦须稍识路脉者，方可与警发而起其向慕之心。有如污世流俗举子，素颠迷于利欲，而厌薄理义者之前，且得开示以邪正大分，而明白其入德之门，然后徐徐进以圣贤精密之功，非可躐等。骤与之语此，而强聒之，恐未必有丝毫之实益也。

所示《近思录》并林子武之说，良荷启益。按此跋意自平正，于理无咈者。向闻先生亦曰：「四子，六经之阶梯；《近思》四子之阶梯」。今子武不以为然，乃欲读《四书》，只参考此录，使互得以发明。似此言者，彼只据先生已解之《四书》理义已明白者而云云尔。若据古《四书》本文，非先有得乎此录，四先生之说，则亦将从何而入？而孔、孟所不传之秘旨，亦将从何而窥测其蕴乎？况先生所解《四书》之说，亦自四先生之书得之。而此录则四先生之要言所萃，今令学者先读之，使知道统之复续，实有赖于四先生，而起尊敬师慕之心，然后循序渐进于孔孟之门，自当不迷其所趋，亦何疑乎？

外日承访及临漳诸坛壝事，此间旧只有社稷坛一所而已，自先生至，始添创风雷、雨师坛二所。已将民间常用尺子，躬按遗址，画为图三纸。大抵社稷坛在郡治之坤位，以春秋社日祭；风师坛在郡治之艮位，以立春后丑日祀；雷雨师坛在郡治之辰位，以立春后申日祀。其执事者，并以郡中十名内吏人充，既又借得郡中印本淳熙编类祭祀仪式，内有坛壝制度及礼器尺样，与民间常用之尺合，并检先生所作《鄂州社稷风雷雨师坛记》参订之，丈尺又不相契，未详其如何？若非匠者制造有出入之讹，则恐先生别有所据而然耶？此仪式之书，乃朝廷颁降，年间所按以行事者。泉之公库，必亦有之，试取一阅之可见也。

泉人寄吾友与李公晦往复书，三复，为之慨叹。平昔于吾友所以切磨讲贯，不拘粗粗细细，是说几多话矣，而吾友所以钻研考究，为之勤勤恳恳，是用几多功矣。而此书乃茫然无定主，何耶？默而不言则无以救其偏，言而不白则无以释其疑，欲意之白又不免费辞。且廖丈病学者妄谈高远，无圣贤切己工夫，遂令其须将《语》《孟》卑近平实处，身体心验，以求受用。此教人循序著实，是发明一义。然圣人之道，不离卑近平实者，为是亦至论也。愚以学者散漫无统纪，遂令其入德之始，先就穷格下功，而必须真知此为人发蒙进步，又是发明一义，然非臆见杜撰，实按《大学》节目，亦至论也。二义虽若不同，合而言之，在廖丈所谓卑近平实者，亦岂不必真知而可体之以受用；而愚之所谓穷格必真知者，亦岂穷高骛远之谓？大要亦不外乎切己人事之近，如为臣真知止于敬，为子真知止于孝之类，虽天地万物皆有理，乃人事通贯后馀力之及亦姑以参订吾之理而已，而非其本也。所谓理义精微，须重重入细做工夫者，亦岂求玄求妙于离形绝物之表？亦不过即切己人事之近者，而密察之。如敬里面多少事，岂一致恭足以为敬？孝里面多少事，岂一致爱足以为孝？是则二义之实，固未尝相反也。然愚之所谓「真能知则真能行，行之不力，非行之罪，由知之不真切」者，乃就穷格一节说个尽头，兼与行相关之效云耳，非是只教人专务致知而不必力行。而吾友领去，反认以为必待知至后方去力行，又以为只要知得，便自能行得。若然，则《大学》从诚意而下许多节目，都只束之高阁，不用著工夫，可谓大失其旨矣。不知吾友平时所孜孜穷格求真知者，知何事耶？即面前至近至切，意不知著功夫使之诚，心不知著功夫使之正，身不知著功夫使之修，家不知著功夫使之齐，是大昏暝者，更以何事为真知耶？壬申五月之书，丙子六月之书，及严陵《用功节目》讲义与《贯斋记》，所以谆谆属意于知行两节，亦已苦口矣，何荒忽莫之省耶？大抵圣学以力行为主，而致知以副之。以力行为主，则日日皆是行底事；以致知为副，日间讲究，皆是所以达其行，彻首尾无容丝发间。要之，以极至而论，知与行其实只是一事，不是两事。凡以知行为两事，或分轻重缓急者，皆是未曾切己真下功夫，徒猎皮肤之故耳。真切己下致知功夫者，念念每与行相顾。知得如是而行不去，便就步头思所以窒碍如何，而求必通之故，则知益精细，而所行益缜密，真切己下力行功夫者，步步每与知相照应，行得如是，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。节目必疏，率不合圣贤之成法。须知其理昭昭在前面，则行去便无碍，而所知益清澄。知始终副行，行始终靠知，正如行路目足相应，目顾足，足步目，无顷刻可偏废处。乾九三发明「知至至之」与「知终终之」二节，示人以进德居业，始终条理之方。然合而观之，知至、知终，皆致知之属；至之、终之，皆力行之属。今于始条理，以知至为主，而必继以至之；于终条理，以终之为主，而必继于知终之下。知与行，终始常相依，而不能相离，则圣人精密之意可见矣。丙子六月书，譬瞽者不用目视，而专靠足履，则寸步决不能前；跛者不用足履，而专靠目视，则又空劳望想，决无可至之处。其意亦可谓精切，与《易》非有异旨，而忘之，何耶？至病理义重重，入细真知之为难，未得以力行，乃欲据见成明白无可疑者，且把来做身心受用，得尺守尺，得寸守寸，渐立一定家计，恐纸上钻研，终无所依据。是何于理求玄妙之过，在己失疏阔之甚，为差误之至此耶？即此便是蹉过多少难得底日月，空缺多少合做底工夫，宁不半间半界，若有若亡，如在风波汹涌中流耶？其读《语》、《孟》之法，廖丈令先看《集义》，诸家之说各有落著，方将《集注》玩味，谓文公亦是从诸说中淘来做《集注》。然此盖未成《集注》时读书之法也。文公本先觉大才，又早于儒宗传心正统，得之有素，故可从诸家说中淘来做《集注》。兹可以常法论，今幸已有《集注》为学者准程，何可放缓作閒物，且复循旧辙，责常情以先觉之事？世恐必有明睿之才，可以如文公之法，但愚未之见。只据愚以鲁钝之质言之，决不敢若是之泛。先须专从事《集注》为一定标准，果于是复熟餍饫，胸中已有定见，然后方可将《集义》诸家说来相参较，仍以《或问》之书订之，方识破诸家是非得失，瞭无遁情，而益见得《集注》明洁亲切，辞约而理富，义精而味长，信为万世不刊之书。非是禁人绝不要看《集义》与《或问》之书也。故凡以读《集注》为可缓，及虑其枯涩无浃洽意者，皆是未得《集注》中趣味而然。使果得其中趣味，日夜不能去手矣。若吾友向来于《集注》微言至论，却草率过了，而《集义》诸家之偏旁閒慢者，却苦思研究不休，实枉工夫，为可惜。何为不自省觉，反以切磋之言为讶之？有真学问须有真切磋，有真切磋然后真理义出焉，真德业成焉。若「与点」一段议论，又难与初学者道。且点意见极高明，而实不外乎日用人事之近，非洞见道体不至此。而其所以然者，惟程夫子识得破，而文公发得出，甚醒学者眼。且廖丈说涵养后事，而谓涵养之理在里许，不可分前后作两截，不是徒含糊作此大言以包之，而实于曾点程朱旨趣根原未能洒落融彻，学者若未晓此，则姑涵泳以俟他日，何可强钻之不得，反过以为疑乎？所谓别寻一个光辉底物，为收藏之说，此正文公摘出异端心腹隐疾，以警学者。而世儒多不免此，凡其穷高极远、求玄语妙者，皆是坐此病，吾儒所谓高远，实不外乎人事卑近，非穷诸天地万物之表；所谓玄妙，实不离乎日用常行，非求诸空无不可涯之中。故精义妙道，须从千条万绪中串过来，方为精妙之实；盛德至善，须从百穷九死中磨出来，方为盛至之实。观六经《语》、《孟》所载，何尝有一悬虚之说？考孔、颜、曾、孟相传，何尝有一过分之事？语其所以为教，则循循有序，下学上达，然亦非谓专务下学便自能上达，亦非谓只务下学而上达便在里许。盖其始须从下学，工夫至到，然后可以上达。于是而著上达工夫，则冰融冻释，自不劳馀力，至是方真知上达只在下学中，而下学真所以为上达之地。彻上下、本末，真为一贯者，是则下学之功不可缓，而上达之志不必急，下学之事未易致，而上达之境不难造。但学者自信，不过不肯安心循序用功耳。如吾友此全书之旨，首以廖说卑近为厌，既又以专就人事理会为隘，以道体渊微为念，以天命于穆为叹，以理义愈穷愈深安有尽期为患，以原头未莹为恐。所谓须穷究其根原之大端，又恐不能即得其根原之大端；所谓要向上深去理会，所谓上达工夫急切不能放下，所谓此心大有迟疑而不知所据。凡此等云云，却是求高远玄妙之意多，而平实用功之意少；驰心上达之意急，而循序下学之意缓。愚不知其果为何也？今请平心放下，审思平日讲贯意旨之正脉为何如，而就实用功以副之，勿支勿离，则尚庶几其复之不远，而不堕于迷复凶矣。凡言语须活看，自古圣贤，有就一节说话，方发端而未竟者，遽从而偏执之，则必至于差。伊川初谓心指已发而言，及与叔反覆问难，有此固未当之说，而兼明体用之全，至此已说得圆而尽矣。后来五峰不知何为又反错认心指已发一句，乃专以性动为心，门徒复从而实之不肯改，其失旨之害，可胜叹哉！至若公晦所答似矣，然不审人发言本指，而遽立说以取胜，岂平心当理之论乎？如谓廖丈之说，重于行而轻于知，则是厌卑近而骛高远，以沮学者之就实；谓愚之说重于知而轻于行，则是恶真切而事鹘突，以沮学者之进步。皆是未曾切己、真著致知力行功夫，只见知、行为两事，而不见其相关系之密处。谓圣贤之言，不必著意扶撑，著意于左则偏于右，著意于右则偏于左。然此说流弊，必至使学者于所当为之事不敢深著十分功夫，只于中骑墙，即这边五分，又那边著五分，都要平匀无偏，然后为得也。缘渠质软弱，以骑墙为便。在泉幕，正遇真侯乐善而好受尽言，乃反讲学务骑墙，而不必是非之太白；论事务骑墙，而不必义利之太分；行政务骑墙，而不必诛赏之太明；与人交务骑墙，而不必善恶之太察。熟此一线路，而不自知其为病痛之不小也。其读书，谓廖丈先《集义》而后《集注》为得先师之遗训，且如先于一说，随其意之所在，以验其通塞，复于众说求其理之所安，以攻其是非，此乃先师教人于文义有疑，而众说纷错者，其法当如此读，何尝指说须先读《集义》而后读《集注》也？果如其说，则于《集义》将以何为准？若何而可以判通塞、决是非乎？请愚专看《集注》为准的之说，乃为精力记识之弗强与夫夺于事而鲜馀力者言之，然则精力记识有馀，而又有暇日者，只得迂从诸家之泛览，而不必太快于正逵直道之适乎？谓先考诸家而折衷于《集注》，犹手挈天下之物，而取正于规矩准绳，然未识规矩准绳为何物，乃欲挈天下之物而取正之，吾恐必错认方者为规，圆者为矩，平者为绳，直者为准矣，若何而可得其正？所谓规矩准绳与所取正之物，岂不作一场没理会乎？盖先读《集注》而后考《集义》，为先约而后博，然博学详说，将以反说约也，之两言，又岂非先于约中已有定准，故可博学详说不为之流，因得以观其会，而复反来归之约乎？末说世儒窃禅师之绪馀，以为别有一物，光明迥超物表者，固当麾之门墙之外。凡吾徒之略于事而亟于闻性天道者，亦不可不戒。然渠门下乐与缁黄来往，而又好观《楞严经》解，则恐其看他必不破，必亦未能脱此圈槛也。有如论「明明德」至「莫非天命流行」一节，及末梢论「见虚」「见实」二条，则却平正无病，有补于学者，亦不可以不知也。

某窃以春序将半，时雨佑浃，恭惟某官燕居里闬，盛德在躬，神物介助，台候动止万福。某自顷乡中辱车从迂顾，得接诲色，温乎其容，论议劲正，且辱索鄙语。不揆么么，直以枉斐抵突宗匠。虽爱助之诚甚少，而僭越之罪，人皆论不可逃，退而忸怩者数日。尺书久缺，益用怅仰。去冬到官，忽从杨丞人拜受十一月所赐书，乃知大贤胸度固与人殊，而士友昔以为罪者，可付一笑。及昨闻直道不容，而相訾之徒，至无一事可言，乃为怪妄之论，上欺君父，此岂门人所当办，亦见公议未尝可诬，适所以增盛名耳。自惟庸谬，久荷教爱，宜以一书通诚，而寄居则不能寄书，到官又以事夺，遂为谦眷所先，感愧莫喻。此郡不谓凋瘵至此，诸邑之赋三十馀年在，郡输各已下县，独顺昌正官未到，某即还之。去岁苗米，五等户通减二分，第四、五等又各减一分，盖郡记未有可准，拟欲蠲放，不得如志。而十三年旧欠万五千缗，到官之初屡悉先蠲免，此却实有少及民，其它深愧不能多减。承谕杨丞，初闻其能和药疗民病，颇为之喜，徐考其绩，不理为甚。此邑不输州赋久矣，岂敢取其百千之月解。盖民讼曲直倒置，吏相朋为奸，揆之于理，宜在沙汰之列，徒以其短才无他过，母老远官，又俸入不继，姑令安旧职，而委事于挕官辅监，此亦岂他得已哉！新宰又闻在都下未归，恐闻风退缩。但某归其赋贷，其纲本宽，其赋入若尚不可为，断无是理，但恐新宰别有所疑。辅稍通晓，然资浅且轻，邑人未必服其令，殊以为窘。某屡欲拜书，缘投身朱黝，不觉稽滞，真情吐露，尚幸照亮。

《书》曰：「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」。传曰：「道德何常之有，蹈之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」。是知君子不可以一善名，一日怠，可不畏哉！李公晦从紫阳先生久，尽得其道，佐大府治，千里蒙福，归将羽仪于天朝也。凡邦之士与游从之旧，咸徵言以自警。过莆田，不鄙庸陋，下问及焉，因诵得于师友者渎告之，抑又有说焉。世谓君子足以胜小人，犹水足以胜火也，使君子不尽其道，则是以杯水救舆薪之火。况戒谨之功不至，义利之辨不明，舍己徇人，昧几忘勇，则小人之名将归诸己，又何胜负之敢云。于公晦行重有感焉，于是赘为之书。

予与公晦为僚于泉山，二年之间，于学问文章源流几亡所不讲，独罕言诗，意其未暇属意也。今公晦仙去已七年，始于其弟耘叟处见其手写郑伯元诗及登太白坟所作，用功之深乃如此。然则诗之外，其所未言者岂少哉！昔坡公谓吾于与可知之者盖亡几，其不知者不可胜计。某于公晦亦云。耘叟笔力超拔，甚似其兄，见之如见公晦，令人怆然兴九原之悲云。绍定庚寅十月甲子，西山真某书。

别纸或者以为乡来封赠、奏补、磨勘之属，皆已引用次对恩数，今日不当反有辞避，远近知识所说亦多如此。而熹鄙意窃谓前此供职讲筵之日，带此职名，便合受此恩例；今年已罢讲职，则自不合带此职名，便不合受此恩例。前日之受，今日之辞，彼此一时，自不相须。设使前日为不当受，则今日只有改正纳还，岂可却因已尝误受而终遂其非之理？至于所谓已罢讲职，不当复带侍从职名，则其理亦甚分明，但人不察耳。且如侍郎、给舍班皆在待制上，及其补外，则往往止带论撰职名，如近日邓舍人是也。岂可以其在内尝任侍从差遣，而补外亦必待带侍从职名乎？尝试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观之，则此理晓然，不难知也。

两请既皆不遂，不免再告鄙意。休官尚可少缓，而辞职不容不力，正与诸人之见相反。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。累书所喻，得所未闻，然事已尔，无可柰何，只得任之耳。试后去住如何？乡里虽穷寂，然却无闲是非，亦可乐也。

所喻数条，苏氏远虑之说只是譬喻，未必专以地言。谋道一章，若取旧说，则二语为复出矣。兼又有以学求禄之嫌，恐不若今文协而义精也。知及仁守之说则是，但此亦泛言，如云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，古之圣贤亦未尝无此戒也。恕之示义亦佳，先儒训诂直是不草草也。正思所言，览之令人感叹。偶其乡人有在此者，当转致其家也。至之一族被扰非常，极可念。渠近日讲论尽精细，但前日忿不思难，生此事端，累及无辜，为可恨耳。闻其敌近日遣人四出捕缉，至有来此登门寻觅者，惜不及知，不得收缚送官耳。近日章、徐、皇甫、黄商伯四章各出何人之手？幸密批示。

墓铭前已为令叔言之矣，若无此虑，岂敢辞也。子约之亡，深可痛悼。不知诸公能因此事恻然于中，尽还诸迁客否？如其不然，舂陵之请适足为祸，亦尚未见复之，当即作书以力止其行耳。近日苏子曰、任德翁文字当已见之，宜春之诟，至今未知，此近事之鉴也。

所喻四说，往岁在彼固皆闻之，只是欠却明理，其说如东坡所谓不以火点终不明耳。说《诗》近修得《国风》数卷，旧本且未须出，甚善。

昔韩、欧二公病六朝五季文体卑弱，于是各为一家之言以变之，不独一时学者从风而靡向，使徐、庾、杨、刘诸人及与二公同时，亦必北面竖降矣。今举世病晚唐诗，犹欧阳之遗意也。然徒病之而无以变之，苛于评而谦于教，独何欤？盖公晦及颖叔论近人之诗详矣，窃意公晦所谓冲淡淳古之趣、颖叔所谓和乐之音，可以变，可以教，而余偶未之见也，君其为余访焉。

来教谓喜怒哀乐属于人心为未当，必欲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者为人心，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，以经文义理考之，窃恐不然。朱先生《中庸序》云：「人心发于形气之私，道心原于性命之正」。形气在我，如耳目鼻口是也；声色臭味在物，岂得以发于声色臭味者为人心乎？朱先生云「虽上智不能无人心」，今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，则是圣人未免于逐物也，而可乎？谓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，则《乡党》一篇委蛇曲折，焕乎其文章，莫匪由仁义礼智而发也，曷为而以道心为惟微乎？人指此身而言，道指此理而言，发于此身者则如喜怒哀乐是也，发于此理者则仁义礼智是也。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，则理与气混然而无别矣。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，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；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，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。人心道心，相对而言，犹《易》之言器与道、《孟子》之言气与义也。人心既危而易陷，道心复微而难明，故当精以察之，则喜怒哀乐之间皆见其有当然之则；又当一以守之，使之无一念而不合乎当然之则，然后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。似此可谓大段明白，未审高明以为如何？更幸详以见教。

真丈所刊《近思》、《小学》皆已得之，《后语》亦得拜读。先《近思》而后四子，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，陈安卿所谓《近思》四子之阶梯，亦不知何所据而云。朱先生以《大学》为先者，特以为学之法，其条目纲领莫如此书耳。若《近思》则无所不载，不应在《大学》之先。至于首卷，则尝见先生说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，后来觉得无头，只得存之，今近思反成远思也。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，亦可见矣。今观学者若不识本领，亦是无下手处。如安卿之论亦善，但非先师之意，若善学者亦无所不可也。孔门教人只说博文约礼，至子思首言天命之谓性，孟子首言性善，是或一意也。